#古籍守护人#古代的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合称“三礼”，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，对礼法、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本处只介绍“三礼”之首《周礼》《周礼》原名《周官》，是西汉景、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。

《周礼》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风俗、礼法诸制，多有史料可采，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，无所不包，堪称为汉族文化史之宝库此书体大思精宏纤毕贯，且学术与治术兼包，历来为学者与政治家所重但在群经中，其出最晚，且无传授端绪，故其成书年代聚讼千年-迄无定说。

《周官》直到刘向、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，并加以著录王莽时，因刘歆奏请，《周官》被列入学官，更名为《周礼》东汉初，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《周礼》之学，一时注家蜂起，郑玄序云：“世祖以来，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，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，故议郎卫次仲，侍中贾君景伯，南郡太守马季长，皆作《周礼解诂》。

”到东汉末，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，《周礼》一跃而居“三礼”之首《周礼》之所以由《周官》而更名为“周礼”，意味着在汉儒看来，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，可概名之“礼”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，“礼”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。

汉语之“礼”，尽管最早、最狭义的用法指“事神致福”的祭祀礼仪（《说文解字》），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所以，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“礼百官”、而应说“统百官”时，解释说：“礼，所以统叙万事，故云‘统百官’也。

”（《天官·大宰》）所谓“统叙万事”，意味着“礼”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，尧命舜摄政，“修五礼”；舜命伯夷为秩宗，“典三礼”；舜还任命夔为典乐，“教稚子”，“诗言意，歌长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，八音能谐，毋相夺伦，神人以和”。

《史记·乐记》记载，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风；夔始作乐，以赏诸侯”但是，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，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，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，即巫祝文化期而夏、商、周三代，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。

周朝伊始，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，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，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、改造，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，包括饮食、起居、祭祀、丧葬…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都纳入“礼”的范畴，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，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“郁郁乎文哉”的礼乐文化，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、教育、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，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既绌殷命，袭淮夷，归在丰，作《周官》兴正礼乐，度制于是改，而民和睦，颂声兴”周公废黜殷祀，袭击淮夷以后，回到西周首都丰京，写下了《周官》《周官》即《周礼》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，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“雅乐”——宗周丰镐京畿之乐，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；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，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；其本质是“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后嗣”。

《周礼》的主要内容《周礼》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，内容极为丰富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，既有祭祀、朝觐、封国、巡狩、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，也有如用鼎制度、乐悬制度、车骑制度、服饰制度、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，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、组合、形制、度数的记载。

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，因而尤其宝贵这些制度规范《周礼》分为六类职官，《天官·大宰》谓之“六典”：“一曰治典，以经邦国，以治官府，以纪万民；二曰教典，以安邦国，以教官府，以扰万民；三曰礼典，以和邦国，以统百官，以谐万民；四曰政典，以平邦国，以正百官，以均万民；五曰刑典，以诘邦国，以刑百官，以纠万民；六曰事典，以富邦国，以任百官，以生万民。

”《天官·小宰》谓之“六属”：“一曰天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治”；“二曰地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教”；“三曰春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礼”；“四曰夏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政”；“五曰秋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刑”；“六曰冬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事”。

其分工大致为：（1）天官冢宰，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，负责宫廷事务；（2）地官司徒，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，负责民政事务；（3）春官宗伯，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，负责宗族事务；（4）夏官司马，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，负责军事事务；

（5）秋官司寇，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，负责刑罚事务；（6）冬官百工，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，负责营造事务伪《古文尚书·周官》有类似说法：“冢宰掌邦治，统百官，均四海；司徒掌邦教，敷五典，扰兆民；宗伯掌邦礼，治神人，和上下；司马掌邦政，统六师，平邦国；司寇掌邦禁，诘奸慝，刑暴乱；司空掌邦土，居四民，时地利。

”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，是对传世《周礼》的抄袭、概括而已《周礼》的制度规范并非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，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《周礼》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，那么，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，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，因此，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，而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。

《周礼》各篇开头都讲“惟王建国”，似乎是指向王权社会的，但这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，实际上《周礼》的制度设计是指向未来帝国时代的皇权的，只不过当时尚无“皇帝”之称（秦始皇才首创“皇帝”之称）所谓“古学”是指的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学术，以“六经”或“五经”为代表，实际上主要是《诗》《书》及《周易》古经，即孔子“述而不作”之所“述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

此后便是百家争鸣的“子学”兴起秦汉以来、直到清代，中国学术的主体则是广义的“经学”然后是近代的与“旧学”（或称“中学”）相对的“新学”（其主要内容是“西学”的传入）至现当代，中国学术已多元化，主要是两方面，即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化；但就传承中国传统学术而论，其主体部分可称为“国学”。

就其时代背景而论，《周礼》应该属于“子学”范畴（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一，故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也包括儒家）；其制度设计之指向，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，《周礼》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，从隋代开始实行的“三省六部制”，其“六部”就是仿照《周礼》“六官”而设置的；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，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，为后世所遵循，一直沿用至清。

历朝修订典制，如唐《开元六典》、宋《开宝通礼》、明《大明集礼》等，也都以《周礼》为蓝本，斟酌损益而成所以说《周礼》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，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